京津冀規劃即將出臺 010大區全球排第幾？

發布日期：2015-04-29來源：網絡編輯：張瑞晨

[摘要]3月份，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呼之欲出之時，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進行了專題調研，實地考察了北京亦莊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航天振邦精密機械有限公司、密涿高速和京臺高速的廊坊段、天津大眾汽車自動變速器有限公司和陳塘燃氣熱電廠，了解重大項目推進情況。

　　北京的國際化程度還不夠高!John　Barber搖了搖頭說。

　　“由于國家人口規模所決定，倫敦、中東、印度都是多元文化和經濟人口匯集的地方，具有更大的包容和開放，北京可能稍微弱一些，甚至不及上海。”他比較著說。

　　五年前，英國人John　Barber第一次來到北京。作為英國阿特金斯——一家跨國工程顧問公司的經濟咨詢技術董事，他廣泛參與到了這家公司在京津冀區域內的項目，為此，他常常會到北京的順義、河北的香河縣以及張家口等地工作。

　　John　Barber對京津冀的印象，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建立的。在參與張家口市張北縣的一個項目中，兩地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的差別，給John　Bar-ber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兩個城市相距并不遙遠，相比于北京，張家口仍然保留著大量的農業生產，仿佛與北京處于兩個時代，道路的建設水平、社區的服務設施，與北京有極大的差距。

　　讓John　Barber不解的是：那時的張家口，本來是一個上風上水的地方，有著優美的山川和風景，但是為了給北京輸電，建設了很多燃煤電廠，反而造成了城市的污染。那是他第一次認識到：原來一個城市的定位，是要服務于另外一個城市的。好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正試圖解決這種定位帶來的負面影響。

　　重構一個龐大區域內諸多城市的定位，樹立全新的發展路徑，這是《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的目標所在。經濟觀察報記者了解到，經過三地多部門的共同參與和細致規劃，《規劃》有望近日出臺。對于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多數城市，重新定義各自角色的時刻，似乎已經開始倒計時。

　　不均衡的大北京

　　John　Barber長期在倫敦生活，跑遍了歐洲各大城市，在印度孟買和阿聯酋的迪拜，都長期居留過。中國的首都北京，在他的眼中，是一個高能級資源和權力的聚集地，是這個大國政府決策的中心，也是一個活躍的區域經濟中心。

　　當然，這是很多首都具有的功能。John　Barber說，區別在于：在歐洲，從來沒有形成一個政治權力這么強大的城市，使得周圍的城市要為這個城市服務。更多情況是：在首都周邊會形成一系列梯度成本遞減的中小城市，它們有各自獨立的經濟體系，既能夠保持本地特色，有選擇性地承接首都的輻射作用，又在客觀上為首都提供了多樣化的服務。

　　即便是順義，也與北京主城區有相當的差距。John　Barber舉例說，他曾參與了位于順義的奧運水上運動基地的改造規劃，由此想到了倫敦附近一個叫做“斯勞”的小城，在倫敦奧運會期間，這個城市也像順義一樣，承擔了水上項目的競賽。但這個城市，卻因為環境優美，同樣吸引了很多企業總部聚集。

　　而在倫敦周邊，有很多像斯勞這樣的小城市，它們與倫敦有城市規模的差距，有經濟體量的差距，但沒有發展階段的差距，是一種有梯次的差距。即便是首都，外圍還應該有相對獨立發展的城市，從基礎設施布局來講，首都外圍的交通應該很方便，能夠快速通達周邊各個地區。

　　羅蘭貝格中國區總裁吳琪，則用“不均衡”來形容這種差距。他認為，對比倫敦、東京等首都城市，北京自身的發展也不均衡，所有的資源要素主要集中在城八區，遠郊區縣與主城區也存在巨大差異，更別說河北。

　　“這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頂層設計，帶來相當的難度。”吳琪認為，京津冀頂層規劃由三地共同參與，如果規劃后分別由北京、天津和河北實施，那規劃的意義就很小。問題關鍵是：要實現“1+1+1>3”的構想，需要有明確的目標和實現路徑，到底怎樣“大”出來?

　　在京津冀三地的產業結構中，北京市的產業結構是70%—80%為第三產業，高度聚集了科技和金融產業;天津是第二產業和服務業均接近50%;河北仍有將近12%的農業，接近50%的第二產業，30%以上為低端的第三產業。當下，在治理大氣污染的巨大壓力下，河北省的第二產業面臨著壓縮產能的現實。實際上，三地之間的產業結構極不協調，協同發展的難度非常大，產業轉移也沒那么容易。

　　當下的北京，或者與日本東京頗有相似之處。吳琪說，大都市圈擴展的背后，政府在空間上應該有序布局。東京曾經高度聚集了日本的高端產業，隨著新干線等交通的發展，日本有意識地在國家級項目上有針對性地配置，把一些產業遷到東京以外。巴黎和東京，都曾經經歷了“產業外遷、居住外遷”的過程。“因為環境不同，這個在國外很容易實現，目前就國內來看挑戰很大。”吳琪說，中國地方政府訴求是不一樣的。吳琪認為，歐洲大部分政府首要的目標是促進就業，沒有把財政稅收作為首要目的，政府可以很窮，更多的是關心產業帶來多少就業。

　　相比較而言，中國地方經濟的增長更多的是依賴投資拉動，政府沒錢就沒有了發展的手段，所以長期以來的導向是GDP第一，稅收第二。這種經濟增長的指標，不僅分配到市，而且分配到縣，層層分解任務。這就會造成城市之間、區縣之間，對資源要素的爭奪非常激烈。當在一定區域內布局產業時，就會爆發區域內的競爭，因為產業項目意味著GDP和稅收收入。正是這種機制，造成了區域發展的不協同，這種不平衡，存在于中國的各個區域和城市中。

　　實際上，激烈的區域競爭，已經在批發市場的外遷中展開。圍繞著北京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和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等產業的外遷，天津和河北兩地、河北不同城市之間，競相爭奪這些項目。河北一些城市的市長，更是單方面宣布一些批發市場落戶本地。其實批發市場僅僅是承載的平臺，遷移之后的市場，會不會仍然形成強大的產業集群，取決于市場的選擇。

　　三地再定位

　　3月份，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呼之欲出之時，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進行了專題調研，實地考察了北京亦莊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航天振邦精密機械有限公司、密涿高速和京臺高速的廊坊段、天津大眾汽車自動變速器有限公司和陳塘燃氣熱電廠，了解重大項目推進情況。

　　從張高麗副總理的行程可以觀察到，這些考察項目非常有針對性，均是京津冀協同發展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協同發展規劃即將出臺并顛覆以往諸多認識，成為指導該區域發展的綱領性的文件。

　　而一體化，始終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詞。

　　規劃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區域的協調發展，因此在交通、公共服務等領域，京津冀三地必須推進一體化規劃與建設，消除區域內的壁壘，降低人員與物資的流通成本。目前在交通、公共服務與環保領域，已經有了初步的一體化設想，預計將會有諸多一體化政策陸續出臺。

　　以交通為例，綜合運輸網絡以北京為主中心(陸路與空路)、天津為副中心(水路)，是中國交通網絡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當視野擴展到京津冀時，這里則成為中國最不均衡的地區之一。數據顯示，河北的高速公路密度僅為北京的1/2、天津的1/3。各種因為“斷頭路”和“一公里壁壘”形成的交通斷崖十分普遍。因此，交通一體化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的基礎，也是目前推進速度最快的一體化措施，其中新首都機場的建設、京津冀城際鐵路投資公司的設立最具有代表性。

　　與此同時，天津與河北的公共服務，如醫療、教育等都與北京有著明顯的差距。這也使得人力資源自然的向北京聚集，加大了北京的擁堵，削弱了周邊城市的競爭力。因此，實現公共服務的一體化，才有望實現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發展。

　　根據公開報道，國家發改委已初步將京津冀區域劃分為四大功能分區，即西、北部生態保護和生態產業發展區(覆蓋承德、張家口)，中部優化調整區(北京、天津、廊坊、唐山)、南部制造業與耕作業區(覆蓋石家莊、保定、滄州)、東部濱海臨港產業發展區(覆蓋唐山、秦皇島、天津、滄州)。

　　其中，北京仍保持政治、文化、國際交往、科技4大中心的定位。天津則是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示范區和改革開放先行區。而河北的定位，則最有可能是四個基地：商貿物流、環保和生態涵養、以及科技成果轉化以及承載產業轉移基地。

　　河北作為承接產業轉移的基地的定位，深受矚目。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組長，張高麗副總理到訪的河北航天振邦精密機械有限公司，或能說明這樣的指向。這家總部位于北京，生產基地已建到河北固安的高端裝備制造企業，已經享受到了產業布局帶來的便利。他們將總部和研發環節留在北京，對接北京的金融資源和人才、科研優勢，將生產基地搬到河北，則可以充分擴充生產基地，降低生產成本。“紐約就是這樣，作為一個金融和貿易中心，是很多跨國企業的總部所在地，但這些公司的制造基地都在外面，一定是這樣的。”吳琪評價道。而這種產業的重構，一定是在圈定了各自的角色后，在一張藍圖上、用一支筆畫出來，構成一個有機的城市群。

　　創新共同體

　　那么，未來的京津冀城市群，到底在全球居于什么樣的地位?

　　在吳琪看來，從全球范圍來看，城市群的形成一定是面臨著重大的歷史性機遇。當荷蘭的航海技術出現，有了海上貿易路線，才有了鹿特丹;英國工業革命興起，出現了倫敦為中心的城市群;隨著美元時代的到來，美國有了以紐約波士頓為中心的城市群;隨著二戰后全球范圍內的產業分工，東京城市群又迅速崛起。

　　這些城市群，一定有極強的中心城市的存在：一個“大哥”帶動一群“小弟”。而這樣的中心城市，一定存在世界級的企業，它的產業布局在城市群中，有“大哥”和“小弟”的協同發展，形成極強的競爭力，進而將產業鏈擴展到全球。而這樣的世界級企業，不一定體量很大，但必須是在全球范圍內舉足輕重的產業，并合理布局在城市群里。這樣，周邊的城市會被帶動起來，城市群才能形成有序的布局。而現在的中國，或許只有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群，最有可能形成這樣的世界級中心。

　　但在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看來，京津冀城市群正面臨著這樣的歷史機遇。在王德祿看來，目前中關村區域的創新能力已經排在全球第二，創業數和硅谷差不多，每年上市企業數量超過硅谷，經濟規模在快速成長。因為世界最大互聯網公司在中國，社交化帶來新的商業模式創新在中國大量出現，這次可能是走在全世界前面，這是新經濟帶給京津冀城市群的歷史機遇。“京津冀的問題，主要是冀的問題，也就是說河北發展落差過大。”王德祿說，由于觀念的問題和發展路徑的問題，使得河北無法走高端路線。要實現協同發展，京津冀首先要實現共同創新，讓北京的自主創新不是一地的創新，而是京津冀整個區域的創新，走創新驅動之路。就像硅谷的發展趨勢一樣，它的創新資源，越來越多向加州進行全面的輻射。所以，解決京津冀問題主要動力來自北京中關村，需要將中關村的天使投資網絡、孵化器網絡擴展到石家莊、保定去。

　　中關村發展集團(以下簡稱中發展)區域合作項目的負責人高中成，最近一直緊鑼密鼓地在北京周邊城市出差，和張家口、秦皇島等地政府對接商談項目。這個北京市全資的國有企業，是一個連接著諸多高科技企業的平臺公司，承擔著輸出中關村平臺和經驗的使命。

　　高中成告訴記者，中發展正在籌備成立中關村區域合作基金，未來將與北京周邊的各個城市合作，設立若干子基金，吸收社會資本，將中關村企業的科研成果在各周邊城市產業化，并在這個過程中，輸出中關村的政策和經驗。

　　王德祿舉例說，比如當下的中關村和成都，就在手機游戲產業上實現了高度的連接?，F在，很多手游產業布局在了成都，資本卻大多數來自中關村，中關村的天使投資人與成都的創業者們有著高度頻繁的互動。

　　比較河北和天津，他們都有和北京深度連接的產業基礎。王德祿說，石家莊有較為雄厚的醫藥產業基礎，雙方可以在生物CRO(醫藥研發合同外包服務機構)上展開密集合作，很多項目可以在北京和石家莊兩地互為基地。

　　而形成這樣的機制，并不是依靠單純的投資，而是靠創業。如果兩個城市之間有高度的互動，那么最為核心的是人——跨區域創業者——他們可能將初始研發和中試的環節放在兩地，人才之間高度互動，依靠便捷的交通和物流網絡穿梭兩地。只有這樣，兩個城市之間才會形成較深的協同效應。

　　王德祿說，或許有一天，石家莊有了中關村生物CRO協會，中關村也有了石家莊生物CRO產業聯盟，兩地都形成了來自于對方的公司集群，才標志著兩個城市在這一領域內，實現了高度的產業協同，兩個城市便真正實現了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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