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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路變化了什么？

發布日期：2016-07-19來源：編輯：伏牛山

[摘要]

　　 12年有多久，筆者從青蔥少年變成了發際線不斷攀升的中年大叔。中國的GDP從16萬億人民幣攀升到了67.7萬億。而在今天，12年前國務院的一部改革意見，迎來了第二季：《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意見（中發[2016]18號）》正式印發。2004年的那部，叫《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國發[2004]20號)》。

　　今天，我們不說惱人的發際線。由小編帶你看看12年前后，兩部一脈相承的改革意見的不同之處。在這些細微的字面變化的背后，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天翻地覆。

　　 變化一

　　 從“國發”到“中發”

　　 2004年的意見，由國務院發布；2016年，由中共中央發布。一個字的變化，深諳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人都能理解這其中的重大變化。

　　 變化二

　　 從“投資”到“投融資”

　　一方面，04年的中國經濟各領域投資需求巨大，對GDP的拉動效應明顯；而16年經濟已經進入了新常態，需要培訓新動能；另一方面，也是國家決策部門對當前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的深刻認識。

　　 變化三

　　 從“合理界定政府投資職能”到“放管結合、優化服務”

　　 04年，對政府的要求是提高投資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政府的投資主導作用一目了然。而現在，為企業做好服務成了重點。它的起源在哪里？黨的十八大報告里，建設服務型政府。

　　 變化四

　　 從“規范核準制、健全備案制”到“三個清單”

　　經過近幾年來的幾輪簡政放權，《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留給政府部門核準的投資項目已經有了相當多的減少。現在，政府的投資管理被嚴格限定在投資項目目錄、負面清單和權力清單這“三個清單”中。從原來的明確政府要做什么，到現在明確政府不能做什么。

　　 變化五

　　 從“允許股權融資”到“大力發展直接融資”

　　彼時，是要“逐步建立起多種募集方式相互補充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現在，則是要依托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彼時，是擴大企業債券發行規模、增加企業債券品種；現在，則是進一步發展企業債券、公司債[0.05%]券、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項目收益債等；彼時，是鼓勵銀行和各類合格擔保機構對項目融資的擔保方式進行研究創新；現在，則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放寬保險資金投資范圍，鼓勵社保基金、保險資金通過認購基金份額等方式有效參與投資。

　　 變化六

　　 從“加強和改善投資的宏觀調控”到“發揮好政府投資的引導和帶動”

　　 04版，強調的是要“綜合運用經濟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全社會投資進行以間接調控方式為主的有效調控。”政府要努力提高政府投資效益，引導社會投資。16版中，完全不再提“有形的手”，代之的是對政府明確投資范圍、禁設歧視性條件、規范投資管理。

　　　　 變化七

　　 從“試行特許經營”到“鼓勵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

　　 04年，PPP模式雖然在中國已有運用，但仍然是個新概念，強調的仍然是“試行”。最近這兩年，PPP模式在中國遍地開花。新的意見也將重點放在了模式推廣的專業性、科學性、有效性和可持續化上。

　　 變化八

　　 從沒有到“推進配套改革”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改革逐漸進入深水區，任何一項改革事業的推進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在04年的環境中，單單推進投資一項改革就足以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推力。而在舊動能乏力、新動能未生之際，就需要“加快推進鐵路、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醫療、教育、城市公用事業等領域改革，規范并完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特許經營管理，鼓勵社會資本參與”；需要“加快推進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等領域價格改革，完善市場決定價格機制”；需要“研究推動土地制度配套改革”；需要“加快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和創新”。

　　不同時期的改革解決不同的問題。但最重要的，仍是政策落地。只有各項意見落實為具體的政策、落地為具體的執行，那現階段所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就有解決的可能。